2020年3月27日，于女士在小区停车场停车入位时，轻微剐蹭了李某的车，后驾车离开现场。时隔两日，李某发现车被剐蹭后立即报警。一周后，威海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某大队（下称“交警大队”）依据小区监控录像，向于女士下达了《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，认定其造成交通事故后逃逸，尚不构成犯罪，罚款2000元。

“我都不知道发生了剐蹭，何谈逃逸呢？”于女士不服处罚决定，向文登区法院提起行政诉讼，请求撤销行政处罚决定书，并判令交警大队重新作出决定。文登区法院经审理认为，交警大队提供的证据足以证实，于女士在其居住的小区内发生事故后逃逸。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7条、第99条之规定，交警大队有权对于女士作出行政处罚，故判决驳回于女士的诉讼请求。

于女士不服一审判决，向威海市中级法院提起上诉。威海市中级法院经审理认为，车辆在道路以外通行时发生的事故，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接到报案的，参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有关规定办理，交警大队有权对本案事故进行查处，于女士的上诉理由不成立，故驳回其上诉。于女士向山东省高级法院申请再审后，再次被驳回。

2021年12月，于女士向检察机关申请监督。

检察机关受理案件后，迅速抽调市、区两级检察院的业务骨干组成办案组。作为承办人之一，文登区检察院副检察长张永光审查案件后提出，“道路”一词在法律和日常生活中的界定不同，如同样是在路上醉酒驾车发生事故致人死亡，如果事故发生在公路上，行为人可能涉嫌交通肇事罪；如果事故发生在封闭小区内的道路上，行为人则可能涉嫌过失致人死亡罪。本案事故发生地如果是在封闭小区内，该事故就不是道路交通安全事故，交警大队对于女士的处罚就存在问题。

承办检察官前往案涉小区实地了解社会车辆进出登记情况。

为查清事故地点的实际情况，办案组到案涉小区进行现场查看。经调查，案涉小区系封闭小区，不允许社会车辆自由出入通行。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19条规定，“道路”，是指公路、城市道路和虽在单位管辖范围但允许社会机动车通行的地方，包括广场、公共停车场等用于公众通行的场所。显然，封闭小区的停车场和停车位不能认定为道路。

“于女士造成的是道路外交通事故，交警大队能否将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7条作为对于女士作出行政处罚的依据？”对于这个问题，办案组内部出现了分歧。多数人认为，道路交通安全法中提出的“参照办理”意味着交警大队享有该法所赋予的行政处罚权，并且通过检索类案，其他地区同样存在交警大队对此类行为作出行政处罚，而且得到法院判决支持的例子。

“行政机关行使行政处罚权必须有法律的明确授权，交管部门也不例外。”面对分歧，张永光坚持认为，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，交管部门有权对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予以处罚，而对于道路以外的交通事故，其仅有权在接到当事人报警后“参照办理”。既然法律没有明确“参照办理”是否包括行政处罚，那么，出于对公权力的谨慎，应当否认行政机关对此享有行政处罚权。为了佐证自己的观点，张永光查阅了大量书籍及论文，其中，国务院法制办政法司编著的相关释义书籍中解释称，对于道路外的交通事故，交管部门不能认定行为人违法，也不能进行违法处罚。

经过检察官联席会议多次讨论，大家仍没达成统一意见。为此，办案组决定借助智慧“外脑”，请教山东省法学会交通法学研究会的专家们。经过咨询，5位交通法学专家均认为，对于道路外交通事故，原则上应当作为普通民事侵权行为，由当事人通过诉讼或调解手段处理。如果当事人报案，公安机关主要是协助勘查事故现场、提出事故的成因分析、组织当事人调解等，而不是对当事人进行行政处罚。

2022年10月，威海市检察院以原审判决适用法律确有错误为由，提请山东省检察院对该案提出抗诉。

考虑到此前内部存在争议，办案组特意前往山东省检察院汇报该案。山东省检察院承办检察官在听取意见后，向山东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、临沂市交管部门详细咨询类似案件的处理情况，又亲自到案涉事故地点进行调查，并听取当事人意见。最终，经山东省检察院检察官联席会议讨论后，山东省检察院决定向山东省高级法院提出抗诉。

“检察机关是守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屏障，我们必须用检察履职将写在法条上的公平正义‘活化’为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公平正义。抗诉不是目的，高质效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、维护国家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和社会公平正义才是目标。”承办检察官表示。

为实现这一目标，办案组将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贯穿办案始终：省、市、区三级检察院积极联动，合理统筹办案力量，一体化开展工作。经多次与交通管理部门沟通，深度解读法律条文，交通管理部门最终同检察机关达成了一致意见，并积极参与到该案行政争议的化解工作中。

检察机关向公安交管部门送达检察建议书。

随后，文登区检察院向案涉交警大队发出检察建议，建议其严格规范执法程序，主动纠正本案中存在的不当处罚行为。收到检察建议后，交警大队积极采纳，决定撤销案涉行政处罚决定书。

与此同时，承办检察官多次与于女士谈话交心，纾解其负面情绪，同时积极促使当事人双方从对立走向对话。“这么长时间，你们为了我的事来回奔波，我也看出来了，你们是真心为我好，我同意和解。”于女士表示。

最终，在检察机关的主持下，双方当事人达成了和解。今年9月，于女士向山东省高级法院提交了撤诉申请。该院经审查后，裁定撤销一审、二审判决，准许于女士撤回上诉和起诉。